昨日，有着经济界“奥斯卡”和风向标之称的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揭晓。与去年一样，揭晓晚会前，CCTV同样力邀国家相关经济管理部门领导、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行业领袖举办高端演讲与对话。有意思的是，在这场主题为“寻找全球变革中的可持续动力”的“全球财经论坛”上，与每个企业、个人息息相关的“税负”问题，也成了专家们言谈中PK的热点之一——刘明康、柳传志、樊纲、陈志武、李稻葵……诸多高端财经人士均围绕这个话题展开智慧碰撞。就欧债危机、2012年全球和中国经济、A股、房地产等，他们也发表个人观点。

　　加税说

　　收财产、房产税避免贫富差距

　　柳传志：收我的税让给低收入人群

　　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认为，当前财税改革到了新阶段。并提出一收二减建议。一收，即收资源税、财产税、房产税。他解释说，“我们过去没有资产，居民只是挣个人的收入。因此，过去税收都围着GDP转，税收也都是GDP上的税收”。而过去几年，我国看到资源会有很大收入，因此开始调整资源税。他个人认为，下一步在加强资源税的征收同时，也要建立财产税制度。“比如说房产税，用它来抑制投机，用它来增加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同时也可以缓解在财产方面的贫富差距的拉大。”

　　他认为，没有房产税，这个市场太容易。为了避免出现日本房地产市场那样的大泡沫，我们可以使用房产税的办法。不过，他也强调，这个税的收取，得在他另外两个减税的提议的基础上实现。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认为，当前要增加经济活力，应让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在可开放环境下竞争。他说，“只要给民营企业、企业家更湿润空气更优良土壤，小树都可以长成参天大树。”他也赞成靠消费拉动内需实现转型。但是，“消费得老百姓有钱，钱从哪儿来？”对这一问题，他提出两个解决之道，一是政府应该让利，比如将企业家的税让给低收入群体——“你觉得企业、企业家挣得更多的钱会两极分化，可以点名说我们把这块税收让给，一定要作为低收入员工的激励或者他们的福利也可以。”

　　慎重说

　　中国现在是“高税负”

　　藏富于民，不要过快推房产税

　　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陈志武介绍，现在中国是“两低一高”，即低国债、低财政赤字，高税负。美国是相反的“两高一低”。欧盟是“三高”：即高国债、高财政赤字、高税负。具体比例分别是：欧盟国家税收相当于GDP的41%，美国是24%，中国预算内和外的财政税收，是35%。

　　他介绍，美国重视藏富于民，所以征税、加税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不是随意几个政府官员就可以决定。他个人认为，在目前中国国有资产比重较重的前提下，未必现在要推出任何财产税。“因为你这些钱拿过来之后是怎么花的？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和受到的监督制约没有到位的时候，太快地推出财产税，我觉得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的还富于民不利。”他认为这可以讨论，但千万不要太快推出。他还认为，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把政府加税的权利实质性制约起来，尽量减税、免税。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则认为，是加税还是减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投票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中国经济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市场体制的深刻研究问题。而这个问题学术界研究得远远不够。

　　他介绍，现代的发达国家的体制跟我们目前完全不一样，不能说他们就非常合理。他介绍，现代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体制是政府手中基本不持有任何生产性的资产，因此主要靠财政税收，“这个好处有人讲是效率高，但问题在于一旦金融市场、经济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尤其大波动时，国家的控制能力、应对能力大幅度下降。”他认为，这也是这一轮发达国家为什么欧债危机、美债危机闹得这么严重的本质原因。而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体制？公共财政的主要来源是来自GDP相关的流转税？还是民间收的资产税？还是继续持有一部分国有资产并进行精心管理，从国有资产收益当中获得收益，而间接地替代或者直接替代百姓的收入？他认为这需要好好研究，“这些年，学术界对当前的重大热点问题讨论非常热闹、非常多，对于一些长远根本性的、体制性的问题探讨得不够，而且在很多方面思想不够解放，我们的思维无形中是拿着英国、美国的体制在比照，其实我们必须静下心来深入讨论长远的问题，设计一下改革的方向。”

　　降税说

　　企业税负不能只看表面税率

　　低收入、中产阶层、中小企业都该减税

　　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建议，应对新的世界经济风险，我国要在企业发展模式、企业标准更新、寻求国际化合作、降税等多个方面做功课。而看企业税收负担是轻是重，不能光看表面税率，更要看企业的实际税负。比如说大陆表面税率是25%，台湾表面税率也是25%，但中石油实际税负是23.6%，只比表面税率稍微低一点。而台湾一家企业2010年只交了22%的税，台机电只交了8.8%的税。美国表面税比我们高得多，也是很多人把它作为我们不该降税的理由——美国表面税率是40%。可应该看到的是，英特尔2009年只交了27.6%的税，通用电气过去十年平均每年只交了12.5%的税。

　　在建议增收财产税的同时，樊纲还提出“二减”的税收方向。第一，是减个人所得税。他认为，现在我们注重减的是低收入阶层。实际上也要研究如何减比较高的工薪阶层、中高档的，比如中产阶级这一部分人的所得税。这可学习借鉴世界上一些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的经验。然后，降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使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能够更好，同时在鼓励环保、鼓励创新方面，也可以通过税收体制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樊纲还强调，收财产税必须在降上述这两个税的基础上。“我非常同意在没有计划减税的时候一定不能增税，我刚才提的方案很大一部分为了后边能够减税，特别是民营企业要减税，个人所得税要减税，能够真正藏富于民，有资产了也是藏富于民，而且在社会有资产做出贡献，也是一种藏富于民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