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体制内隐性福利：福利房低于市价百万（2）

　　北京某电信运营商的一位员工告诉记者，作为普通员工的他，每月手机话费中，市话1000元以内、长途100元以内，不用自己掏钱。“市话当然没问题了，长途一不小心就打超了。”

　　实际上，在2009年，财政部就发了一份《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通知》规定，“国家出资的电信、电力、交通、热力、供水、燃气等企业，将本企业产品和服务作为职工福利的，应当按商业化原则实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职工及其亲属免费或者低价使用。”不过，这一规定在一些部门并没有严格地执行。

　　此外，隐性福利还有“假公济私”类的。甘肃省某事业单位职工小马告诉记者，该单位近年来改善办公条件，目前每位员工都配有三台电脑，一台台式机、两台笔记本，“所以，家里根本不用买电脑了，两台笔记本拿回家足够用了，维修、更换都是单位买单。”小马单位的办公楼和家属楼在一个院子里，所以，单位20兆的宽带也就“顺便”进了家属楼，“下载电影特别快”。

　　当然，上述种种福利与福利房比起来，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福利中的极品住房

　　虽然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彻底废止了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但在一些单位，远低于市场价的福利房依然存在。

　　在北京，仅职工宿舍这一福利，每月就能为一些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职工节省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租房开销。要是能分到单位的福利房，就如同瞬间中了彩票，资产和收益都将在百万以上。

　　张先生是某中央部门在编职工，据其介绍，自己参加工作两年后，2009年单位就给他提供了一套北京四环内的福利房：二室一厅，60平方米，价格为5500元/平方米。而该地段的商品房，价格在每平方米2.5万元左右。这一套福利房比市场价便宜100多万元。

　　据张先生介绍，房子的面积跟职工的级别成正比，级别越高，房子越大，“领导的面积会大一些”。一切手续都是按经适房走的，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产权证，“购买五年后应该有产权”。

　　今年5月，据媒体报道，在北京市西直门附近，一栋新盖起的高层住宅楼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附近区域已经几年没有建过住宅楼了，上世纪70年代盖的老楼市场价都接近4万元/平方米。这是某央企为本单位职工盖的福利房，价格为5000元/平方米，如果转手卖掉即可赚几百万元。而今年4月，北京北五环附近“被央企团购”的某楼盘的“房号”，竟被炒至100万元。

　　1998年，福利分房被叫停后，一些地区部分单位以“集资合作建房”的名义，变相搞福利分房或商品房开发。

　　2006年8月，针对这一问题。原建设部等三部委联合下发了被外界视为“措辞严厉”的《关于制止违规集资合作建房的通知》，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一律停止审批党政机关集资合作建房项目。严禁党政机关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搞集资合作建房，超标准为本单位职工牟取住房利益。

　　不过，福利房并没有消失，又以“经济适用房”或者“限价房”的名义继续存在。一位知情人士向媒体表示，实际上各部委零散的福利分房、建房活动仍在进行，但分房的对象仅限于“核心公务员团队”。

　　“房子的福利，是很多人选择一些体制内单位的重要原因，有的部委，基层员工收入还不到5000元，没有住房福利，在北京简直活不下去。”一位中央部委的工作人员说。

　　北京市的一位公务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已经工作四年了，因为没有福利房，买房时不得不“啃老”。而上海某单位的一位去年刚入职的公务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己单位也没有福利房，为此他还劝退了一名本想报考自己单位的师姐。“就算体制内，还是得找个牛逼的体制内啊。”他感慨地说。

　　“制度内没有给够”

　　福利房，在苏海南看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只有少数部门、少数人能够买得到，别的部门、别的人们买不到，显然不合理嘛。”

　　据苏海南介绍，国外基本上没有隐性福利，我国的隐性福利是在整个社会分配制度不健全、分配秩序不规范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诱发的原因很多，而一些部门、单位和人员“想方设法从公家谋取好处，美其名曰改善职工生活，存在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错误思想”，是其思想根源。

　　其次，相关制度、政策不够清晰细致，“可以搞哪些福利、如何搞，讲得不是很明确”；同时对违规搞隐性福利要承担何种法律等方面的责任，没有明确、具体的便于操作的法则，“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单位、有些人胆子大，就会继续这么做。”这是隐性福利屡禁不止的制度根源。

　　“还有就是我们的监管不到位”，一些部门“老打一些擦边球”，监管部门不好惩罚或者不敢惩罚，也助长了这些问题的发生。

　　此外，苏海南表示，由于我们制度内有的东西没有明确或“没有给够”，会引发一种冲动：一些公职人员觉得自己的收入(货币的、非货币的)总体上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准，而制度安排的远远低于这个水准，他们为了跟市场上具有相同层次人员的工资福利水平找齐，就会另想办法。

　　关于“没给够”的原因，苏海南解释说，是因为现在公职人员的数量到底是不是科学合理，政府心里没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制度内提高标准，而公职人员人浮于事，财政将负担不起。而且，公共部门的工资以及制度内的福利要真是定高了，老百姓也会反感。

　　“比如目前机关事业单位的基本工资标准都不高，结果津贴补贴就发得较多，超过了基本工资。而各地区的津补贴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很少，有的地方则发得太多了。福利发放的情况也一样，正常的福利如果不清晰明确，隐性福利就可能泛滥。”苏海南说。

　　不合理，但别简单否定

　　隐性福利，最近一次大规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今年6月。

　　6月底，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等审计情况时表示，中科院所属9个单位以项目名义发放近亿元福利，环保部下属单位挪用项目资金85万元发放餐补，国土资源部挪用项目资金1116万发放补贴，工信部未报预算发放津贴补贴433万元。

　　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隐性福利的来源有好多方面，大部分实际上还是财政的钱，只不过不是用于工资支付或者福利支付的项目之下的资金，而是从其他渠道拆支或漏支等等；此外，有的来源于单位的创收。”

　　中科院新闻办公室6月3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事业单位决算中，“工资福利支出”是一个大项。根据审计署的审计，该院所属9个单位在部分科研项目执行过程中，确实存在扩大人员经费开支范围的问题，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职工工资，极少量用于科研项目聘用人员的社保费等，并不是简单地“以项目名义发福利”。

　　中科院新闻办表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既有不断规范政策执行的问题，也有不断完善现行制度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研究科技资源配置制度的深化改革。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问题应该会得到解决。

　　“隐性福利，总体上来讲肯定是不合适的，劳动者的工资福利等各种收入，特别是公职人员的全部收入都应该制度化、规范化和公开化，不应该有隐性的收入或隐性福利。”苏海南说，“但对引发隐性福利的原因，要客观分析。其中，有错误思想认识的影响，有制度存缺陷、监管不到位的影响，这些都是应该通过相关措施予以纠正的；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分析，对某些本该给却没有做出制度规范，或虽然制度做了规定却没有合理确定水平的，就不宜简单否定，而应通过认真调查仔细分析后再做决定，是否补充设置相关福利。一句话，要关紧"后门"，同时也要开好"前门"，让公职人员的各种收入包括福利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与社会上相当人员收入水平基本平衡，拿得既合理又安心。”(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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