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扩张另类账本：拆迁户的人生抛物线（2）

　　除了看不见的诱惑与歧途，这些富裕的人们还面临着一些垂涎欲滴地盯着他们财富的不怀好意者。在杭州采访期间，不少村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有些人盯上了他们这些拆迁富起来的人。“他们拉我们进一些情色场所，或者是下套子引我们进入博彩业。”上述朱姓村民说。

　　缺席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

　　面对突然到手的巨额财富，并非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性与自我。牛头村的叶一航就一直很清醒。

　　“原先种地、养鸡，现在住进楼房，买了车，可工作还得要干。”他在新小区里找了一份保安的活，“活不累，工资也不高。”

　　而对于赌博和民间借贷，叶一航也同样保持着足够的戒备。“那点拆迁款可是我们一辈子的活命钱。”在叶一航看来，将来的生老病死、突发状况、子女教育等费用，都得靠拆迁款的这笔“老本”。

　　几百万元的拆迁款再加上几套回迁房，靠房租、靠村集体经济分红，都能有不菲的收入。如此一来，人们的就业心态发生变化也就在所难免。拆迁农民中，许多人宁愿失业也不愿当保安、保洁员。“难道开着好车扫大街去？丢不起这人！”有村民这样说。

　　不少人如同谢小梅一样，在拆迁结束后，走过一条由贫变富又由富变贫的人生抛物线。突如其来的财富，如同一把“双刃剑”，将他们刺得遍体鳞伤。

　　“由于这笔财富并非由自身的知识、技能与智慧所创造，因此，他们面对财富，狂喜也许多过理智，挥霍滥用多过合理规划。知识、能力与眼界的局限，也决定了他们面对巨额财富与未来生活时，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性弱点难免展现，自愿或不自愿地迷失在奢华挥霍的生活中，甚至比富斗狠、家庭破裂……这些，是在财富之外，他们内心难以适应的剧变。”知名时事评论员李妍如此评论那些被财富这把“双刃剑”刺伤的人们。

　　“拆迁农民问题频出的背后，是农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甚至被颠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亟待重建过程中出现的阵痛。”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指出。

　　事实上，在财富面前，因拆迁致富的人们“把持”不住，不仅仅与他们自身的素质有关，也同整个社会现状尤其是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引导有关。

　　“财富的不断积累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认识财富不断增强应付财富经验的过程；不少快速致富的拆迁户显然一时还难以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王锡梓曾这样评论。

　　多少年了，习惯于稼穑耕耘，而今，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手里突然有了一笔几代人都挣不到的财富，不少拆迁户难以正确认识到财富的价值和意义。他们更难以认识到的是，因拆迁一夜暴富的同时，他们也在一夜之间永久失去祖辈留下来的立身之地。

　　这个时候，村民尤其需要得到的有关部门的指导，却付诸阙如。

　　这些年来，村一级组织的管理职能逐渐弱化。拆迁前，村里只知道要村民们配合，催促拆迁；拆迁后，村变成社区，忙着通大路、造高楼，村民们的技能培训等问题则疏于过问，社区文化活动也乏人组织张罗。

　　由于拆迁之后原来的居民大多分散租住在不同的地点—有时甚至长达四五年，社区工作的确难以开展。但拆迁后的头几年，恰恰是引导失地农民步入社会发展正轨的关键时期，如此一来，因拆迁暴富的人们如何能够得到及时的有效的指导？

　　有了钱习惯存银行，是绝大多数拆迁户的第一选择。但有不少拆迁户不甘心坐吃山空，想做些投资，但由于缺乏理财经验，有些人把钱投给私募基金、企业，结果“错误投资”，一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

　　破解“拆迁暴富魔咒”

　　2012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指出，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比例达到51.27%，城镇人口达到6.9亿。

　　今年3月，社科院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要实现75%城市化目标应该在2040年左右，也就是说还需要30年。如果要完成2030年67.81%的城市化水平，意味着城市化率每年要提高1个百分点，也即每年将有1400万人口要转移到城市。

　　这意味着，获得拆迁补偿而暴富的现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会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演。而近年来各地房价的迅猛上涨，无疑又为拆迁获得高补偿推波助澜。

　　“支付补偿款征地，是让农民交出世代拥有土地的权利，一旦拆迁农民因挥霍征地补偿款而返贫，许多问题会转嫁到政府和社会身上，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说。

　　如果没能较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就会形成“拆迁暴富魔咒”。近年来，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因为“拆迁返贫”影响社会发展的案例。破除“拆迁暴富魔咒”的关键在于，要把拆迁农民的短期富裕变成长期收益，让他们不是“富裕一阵子”而是“幸福一辈子”。

　　正是如此，不少专家大声疾呼：拆迁人口管理的制度化建设迫在眉睫。

　　“这种制度，既要涵盖他们的精神生活，也要涵盖他们的物质生活。既要帮助他们转变思想、提高综合素质，也要关心他们的就业状况、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同时，这种制度还要帮助拆迁农民完成从农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湖南省社会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方向新指出。

　　“被拆迁户们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实际上是一种被动城市化的过程，缺乏足够的时间过渡和适应阶段，并且因为他们自身素质局限，由此引发的心理问题更不容小觑。在对被拆迁户们进行各式补偿的同时，应将精神补偿作为重要的配套内容。”方向新说。

　　在方向新看来，单纯的货币补偿模式同样需要改变。“单纯的货币补偿模式很难让被拆迁户们合理利用。货币利用得好可升值，反之就会贬值。如以实物或者实体代替货币补偿政策，让拆迁户想挥霍也挥霍不了，并有一定的增值空间，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征地拆迁不是与农民做‘一锤子买卖’，而是要保障好农民的长远生存权、发展权。通过制度设计，让土地收益最大限度地用之农民。”王锡梓教授说。

　　在王锡梓教授看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征地拆迁不可避免，关键是要明确政策导向和制度设计。制定合理的补偿机制，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促进失地农民生产性就业。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到农村土地市场的开发中来。“此外，政府应加大对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确保失地农民有一技之长，这样他们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事实上，如何帮助农民打理好手中的钱财，不但是农民的强烈愿望，也是政府部门责无旁贷的义务和金融机构开拓经营空间的当务之急。“由于农民缺乏理财意识、知识，有关方面在引导农民理财、开发农村理财产品时，要从实际出发，‘重农’，‘亲农’。”方向新补充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采访村民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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